★张锦凯

南宋诗人陆游诗云：“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。”风过留痕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对于生死可以说，“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……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而能留下的只有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

常言道“盖棺定论”，即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，其口碑也往往是从他人评说中找到答案的。后事是人生之大事，古人常用奢靡厚葬与俭朴薄葬来表明死者生前的身份及地位。儒家的思想与孝道同在：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”现实生活中亲人行孝，重视办后事，总想把“身后事”办得庄重、得体，这主要是出于对死者的悼念之情，但有的人却刻意大操大办，甚至借机敛财，这明显违背了孝的本义。

我国历史上的一些为官者，立身清白，自带“政治洁癖”和“道德洁癖”，要求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洁身自好，容不下一点瑕疵，以至于亲人们给其操办“身后事”时，依旧要留下一缕清风才能“盖棺定论”。名相魏征、名臣包拯生前功勋卓著、朝野敬重，但他们的后事却格外俭朴、低调。魏征、包拯虽均为达官显贵，却有“生前不祈妄福、身后不受虚誉”的清廉家风。这除了两位千古名臣自身大义凛然、一身正气外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都有一位知书达理、夫唱妇随、节俭治家的贤内助。

公元643年，拥有经国治世之才的大唐功臣魏征病逝。魏征离世，失去了一面镜子的唐太宗李世民悲痛万分：“今魏征殁，朕失一鉴矣！”为祭奠这位一身正气、不可多得的忠臣，李世民追授魏征为一品司空，并令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，又赐羽毛装饰的灵车及鼓乐队，准予魏征陪葬昭陵。对这位一生唯大唐社稷为重而不屑置家产、甘居陋室的大臣而言，似乎也并不为过。但魏征的夫人裴氏说：“魏征平生节俭，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，所需仪仗、器物太多，不符合魏征的遗愿。”知夫莫如妻，裴氏婉拒唐太宗以一品之大礼厚葬魏征的好意，用素车载棺，白布做其帷幔，防止挥霍铺张。身后留清风，简朴的葬礼为魏征不受虚誉的人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，并用他那句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来为自己“盖棺定论”。

公元1062年，清正廉明、不畏权贵、为民做主的北宋名臣包拯病逝。一时间，朝野震惊，全国哗然，“京师吏民，莫不感伤；叹息之声，闻于衢路”，而家乡合肥的“公卿忠党之士，哭之尽哀”。宋仁宗亲临吊唁慰问，并且为其停止朝议一日。包拯之灵柩在合肥祖辈的坟地里归葬后，族人议论尽快请人作墓志铭，以寄托人们对这位“青天大老爷”的哀思。因包拯生前政绩斐然，得君主信任，受百姓爱戴，自告奋勇为其撰写墓志铭者甚众。墓志铭，除了撰写死者生卒年月外，主要记述对逝者一生的评价，因作者与死者关系的亲疏不同和作者自身的好恶差异，对死者的贬褒必然大相径庭。陪着包拯走上仕途的夫人董氏深知官场上的阿谀奉承，经过反复权衡利弊，决定由与包拯有着共同人格品质的同僚吴奎为夫君作墓志铭，以求如实地叙述包拯其人其事，杜绝溢美的不实之词惑乱后人。包拯的墓志铭是一缕清风，在“盖棺定论”后延续着唯实的家风。

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“身后清风”就是高尚者不带一点瑕疵的“盖棺定论”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留得声名万古香。